你的矫情我永远不懂。

　　日前某报刊登一篇题为《中国体育何时带给我们单纯的快乐》一文，读后让人有点搞不懂和不吐不快的感觉。

　　该文从丁俊晖为亚运会而弃联盟杯说起，然后话锋一转：“听听媒体是怎么报道的

：丁俊晖为亚运会毅然放弃联盟杯，损失几十万奖金，他令人无比感动地说：亚运会是代表国家比赛，国家利益当然是第一位的！”接着，文章又道：“我们的体育话语，总是这么的长于开掘微言大义。但这么多沉重的微言大义，那个小小的台球桌，真的能承担得起吗？又哪里还有快乐存在的空间？”文末则再一次发出幽叹：何时，我们的竞技体育能给我们带来同样单纯的快乐呢！

　　应该说，此文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因为它是时下丑化、恶搞中国竞技体育宣传的一部分社会舆论“摘编”。其言外之意，比赛就是比赛，别戴那么大帽子。

　　发展中的中国竞技体育，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与缺陷，这是不争的，也是短时间内难以避免的，但这绝不是被贬损、被嘲弄的理由，因为那不是事实的本质。这种情绪化、个人化，甚至带某种敌视化的思潮，已条件反射地一提“为国争光”、“国家利益”就晒笑，就嘲讽，抨击媒体在报道中“总是这么的长于开掘微言大义”，杞人忧天地感叹“这么多沉重的微言大义，小小的×××，真的能承担得起吗？”云云。

　　这种说辞很时尚，很反叛，因而便很讨巧，但实际上却是中空的，像极伦理学上的“泛道德论”，三分虚伪七分矫情。

　　先不说竞技体育到底能不能带来“单纯的快乐”，只消先弄清非要与竞技体育挂钩的“单纯的快乐”定义是什么？既然是竞技，就是较量，比输赢，快乐与否便是与此相连的。作为观众时，快乐与否决定于竞技结果和你的倾向性；作为参与者，则很简单，自己胜了才快乐（前文作者也提到自己，小学时打进校乒乓赛8强及中学时下棋鏖战到夜两点，讲的都是获胜与快感）。而如果把从竞技体育中获得快乐进行剖析的话，其实就是两个要素，即过程与结果：技艺的赏心悦目使人得到美感的享受；比赛的获胜使有倾向性者满足。那么，从这里推理出去，既然有许许多多倾向性的观众是要从竞技的胜负中获得快乐（从民族性角度，理论上“倾向性”是百分之百），那么，“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为什么就不会存在呢？新闻报道中讲到“国家利益”等，为什么就要被讥讽“真的能承担得起的沉重的微言大义”呢？

　　事实上，只要社会形态中还有“国家”的概念，竞技体育的属性就不会有不带倾向性的“单纯的快乐”。而实际中，无论任一国家的选手，在发生竞技关系时，本能上都要为国而战。这样的论证几乎是不必的，因为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为国家夺得胜利后热泪盈眶、喜不自禁的镜头了，不管是黄皮肤还是白皮肤还是黑皮肤。而甚至为国家牺牲、放弃个人利益的、各个国家都有，毫不鲜见。像丁俊晖此次的取舍，仅是沧海一粟。

　　同样，对观者而言，自倾向性中获得竞技结果的快乐，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1982年奥运男排

　　记得雅典奥运时，一记者问一中国举重女选手：“你这么大了，又有伤病，收入也不高，我怀疑举重还能使你快乐吗？”她是这样回答的：“你怎么知道我不快乐？追求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升国旗、奏国歌时的感觉别人无法体验！”

　　所以，是否“微言大义”，是否“沉重”，显然都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有些东西你可能不喜欢，要皱眉头，但它的本质属性你是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