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岩/北京

　　在自传《追梦》中，高敏这样写道：“我的眼泪涌到了金牌上，我赶紧擦干它，又抹了抹自己的眼泪———这块金牌后来于1992年11月我在天津举行的告别晚会上拍卖，最后由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以78万买下。我用这笔钱支持了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同时在四川省体育学院成立了高敏奖学金，10年过去了，共有60人获得‘高敏体育奖学金’。”

　　现在，“高敏体育奖学金”的受益者已经超过了60人，他们会牢牢铭记跳水女皇对自己学业的助力，但却不会知道一个名叫刘吉的人。没有他，这笔奖学金也无法设立。

　　刘吉摄影/本报记者 李岩

　　从78万到6万

　　1984年，来自北大、清华、复旦等数所国内顶尖高校的200多名学生走进无锡协新毛纺厂参观考察，时任厂党委书记的刘吉与他们进行了一次精彩对话。当年，有两件作品获得了全国新闻特等奖，一个是新华社的照片《小平，你好！》，另一个就是记者根据那次对话内容实录整理的《刘吉答青年问》。

　　由于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出色，1989年的那个特殊时期，刘吉奉命调到国家体委训练局，任党委书记。一个曾经从事原子能研究的人进入体育圈，刘吉说，他可以站在体育之外看体育，“哪些东西能打动我的心，我就觉得能打动别人的心。”

　　上任伊始，刘吉就提出每个领导干部至少要和一名运动员交朋友。当时住在训练局大院里的他，星期天常把高敏、邓亚萍请到家里包饺子。两个小姑娘爱吃螃蟹，刘吉便做给她们。

　　高敏将巴塞罗那奥运会的那枚金牌拍卖后，向媒体公开宣布将把78万全部捐给北京奥申委。她没有料到，作为领导兼朋友的刘吉，这时候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好好想一想，所谓‘跳水女皇’已经是昔日的事情。你把钱捐出去，将来你老了怎么办？现在你的身上都是伤，如果将来你因为生活困难不得不去体委要钱，那不仅是你的悲哀，也是刘伯伯的悲哀，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对你尽到责任。”在自己的家中，刘吉对高敏语重心长，“这78万你即使全部捐献，北京也不一定成功；真的成功了，你捐的这点也不够用。要是别人问你为什么说捐又不捐了，你就告诉他是我建议的。”

　　经过一夜的考虑，高敏最终和家人敲定了向奥申委捐款的数额———66666元。赴美学习半个月后，她给刘吉打了一个越洋电话：“刘伯伯，这里没钱真是什么事都办不了。”刘吉说，那段时间他最满意的，就是能把运动员的生活关心好。

　　时至今日，这依然是训练局工作的重中之重。

　　“跳水皇后”高敏

　　伏明霞拍广告 本版供图/CFP

　　从“三字经”到广告明星

　　高敏时代结束时，14岁的伏明霞在巴塞罗那拿到了10米跳台的金牌，很有点跟高敏无缝对接的意思。

　　这并不是伏明霞的第一个冠军头衔。1990年，一脸稚气的她就在美国的一次比赛中征服了裁判和观众。但仅仅两年间的这两次夺魁，人们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伏明霞。

　　在美国，出席赛后发布会的伏明霞从教练和领队那里得到指示，无论外国记者问什么，一律回答“不知道”。队里的考虑是，让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面对美联社、路透社，万一说错话怎么办？给祖国抹黑了怎么办？

　　“你训练得苦不苦？”“你想不想爸爸妈妈？”“你今年多大？”一连三个问题，伏明霞严格按照领导的吩咐作答。

　　于是，比小小年纪就拿跳水冠军更有爆炸力的新闻诞生了。《一个只会说“不知道”的中国姑娘获得了世界冠军》，这是美国一家报纸的标题。

　　转眼便是1992年，刘吉带着伏明霞去澳大利亚比赛。在飞机上，他对她说：“小伏，你看上次你在美国的影响多大啊，这回如果再拿冠军，可不能什么都说不知道了。记者问你问题，你都可以回答，没有关系。”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要求她答记者问的每句话都说得那么圆满和准确吗？她说错了又有什么关系？不就是个孩子吗？这是刘吉当时的考虑。

　　在澳大利亚夺冠次日，外国报纸风向大转地写道：伏明霞小姐幽默机智谈笑风生。

　　巴塞罗那奥运会成就了奥运史上最年轻的冠军，伏明霞的照片很快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创中国运动员之先河。悉尼奥运会后，伏明霞以500万的价格代言雪碧。

　　如果不是正确的教育，很难想象后来的伏明霞能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杂志上，甚至吸引广告商的目光。

　　刘文雄

　　从关注金牌到关注人

　　1998年在北京就任训练局党委书记的刘文雄从韩国泰陵训练基地参观回来后，对运动员的教育有了另一层面的理解。“泰陵进去就是一句话：这里是产生世界冠军的地方，你想成为世界冠军吗，那就要按泰陵基地的要求去做。换言之，这里让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让你练什么你就得练什么，让你什么时候睡你就得什么时候睡，不服从就开除。”

　　然而现在有些运动员，对训练局的餐厅提意见，并没有从训练的需要出发。“所以我说，对运动员必须教育，必须约束，必须该服从什么就服从什么。”

　　从大兴黄村一中到大兴体委、北京体委再到国家体委，中国的四级训练体制，刘文雄全都经历了。在他看来，训练局成立与发展的轨迹，有着鲜明的历史刻痕。

　　在北京，训练局场馆的从少到多，从小到大，基本上经过两个节点，一次是1990年亚运会，一次是雅典奥运会前，有过两次很大的投入。从这方面的变迁，不难把握中国竞技体育前进的步调。而当年之所以用举国体制办体育，则源于从前中国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都是政治任务，中国体育要用50年追赶世界100年，不采取高度集权的方法，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解决这一个问题，目标就根本不可能实现。训练局的闪光之处，不在于硬件条件多么领先，而是在中国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有这样一个机构，在坚强后盾的保障下培养大批优秀的运动员，到世界上为国家争得荣誉。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国家机构。

　　而2004年兵发雅典之前，刘文雄给代表团作动员的时候却说：“奥运会是全世界人民的体育节，在中国就是庙会，大家去逛庙会吧。”

　　刘吉的观点亦与之呼应：“体育的本质是全民健身，夺金牌只是一个分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运动员的训练体制也有变化的一天。虽然现在万众一心迎接2008，但我觉得还是不要给运动员太大压力，我们需要更全面地关注他们的成长。”

　　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故事，现在就已注定将和从前有着云泥之别。